"几天后，正和岛公司总裁黄丽陆贴在社区内的一篇博文中引述了这番话，并附加上了他自己的对此的谨慎诠释和引申。
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收紧对产业政策的掌控，同时增强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事实上，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彭博社的说法，李克强将是朱镕基之后第一个不能实现官方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1990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赵紫阳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但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要想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需要的不止是资本转移。而李克强必须与地方政府协调以创造在各个层面培养和保护创新和经济活力新源泉的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GDP增长率。
工资继续上升，这导致相对低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但增长模式还不能支持其在高技能产业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如今，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这将立刻提振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增加总体生产率。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当前环境，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日益激烈、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日渐增加、人口的日渐老化、城市化的日渐放缓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日渐上升科斯是一个注重理解问题的实质、轻看名誉地位的人。科斯也许一直都会存在着那个Did I?的疑问，但在中国，科斯这个名字被铭记和颂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成就和诺奖的头衔，而更多的是他所主导的价值对现实中国改革的意义。科斯认为他提供的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许成钢说，中国在美国留学的经济学人知道和学习科斯始于80年代，而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国内成为流行，是在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小范围研讨会的第一次是在2008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商学院和科斯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为期五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国际会议上（2008 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第二次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为期五天的研讨会，而第三次是2012年在美国布法罗大学的研讨会。
遵循科斯的学风，中国经济学人需要的是面对体制的问题，研究清楚，由此得知改革政策。科斯教授对整个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非要说他对中国的影响，我更愿意说他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科斯认为他只不过是把最简单的东西说了出来。科斯教授作为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许成钢认为对科斯的认识并不能局限于此。
许成钢以往和科斯的个人交往，包括书信来往以及三次小范围研讨会交流。科斯的影响深深渗透在主流经济学的许多领域。许成钢说，除了科斯本人的谦逊和幽默的迷人特点外，这其中同时也包涵他自己真实的看法。科斯定理使得科斯的思想易于传播，但是科斯本人从来不完全认同这种易于传播的定理形式。
他说‘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个定理。因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分析工具的学科，或定义为关于资源配置的学科。
1991年，时年81岁的科斯因对经济组织产生原理的阐述，及推动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许成钢教授本人在科斯教授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LSE）执教18年的深刻感受是，科斯无处不在。
他说，他对科斯思想的认识是在这个环境中深化的。科斯生前一直特别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接受他对经济学的态度，不要生搬硬套，而是认真脚踏实地的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直接观察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几次研讨会上，科斯都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的中国情结，科斯对中国的兴趣产生于青年甚至于少年时期，起点是马可波罗的游记。他极其注重认清复杂现象的实质，不主张在情况不清时简单地应用已有的理论到复杂现象。他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理论。科斯生前的最后两年，尽其主要精力于推动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希望能借此推动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使之不再局限于分析工具和资源配置，而着重于现实的经济、社会、企业和商业背后的规律。
许多主流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总是在辩论中追问对方、追问自己，如果科斯面对这个问题会怎样想。在同科斯的交谈中，他如此向科斯报告过，他对此十分欣慰。
他早期的论文，包括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到的诸多重要问题——产权和产权结构、科斯定理开始为中国的经济学人广为学习和研究。大师已去，而科斯的中国弟子们仍在不遗余力地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有关产权、市场和中国的关系。
当人们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奇迹时，科斯对这一点并不意外。例如不完备合同理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其方法论虽然和科斯不同，科斯本人也并不一定欣赏其中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但这个重要研究方向的发展完全是科斯思想的继续，如同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是19世纪孟德尔遗传学的继续一样。
对于这一点，许成钢表示，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受科斯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诸多方面严重受阻，其中根源在于体制。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对于关心科斯思想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更需要关注经济学是什么，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研究，这是科斯一直强调的他与主流经济学有分歧的地方。但许成钢也说道：虽然科斯思想中关于产权和市场的核心作用，以及产权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在多数经济学家中形成了共识，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30多年，实践中真正地回归市场和产权还有很大的距离。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历史上，从19世界末开始的迅速衰败。
与科斯教授有过多次私人交流的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这样描述科斯：科斯教授是一个对经济、社会现象始终充满基本好奇心的伟大学者，他热衷于安静的思索和讨论，不喜欢热闹。9月3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逝世，科斯与中国从经济学的圈子讨论成为公众议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霍默静 采访整理 进入专题： 科斯 。科斯是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之一，中国的众多经济学人都经常述及著名的科斯定理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许成钢认为科斯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学人在观念和思想上对科斯的认同和学习。当有中国学者称赞科斯对中国影响和贡献很大时，科斯微笑着反问，我有么？（Did I?）在另外的一个相似场合，他还说过，有没有我，中国都会发展。
许成钢说，如果一定要具体讨论科斯对中国的影响，那么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一定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知道的人最多的。书信来往，每次都是科斯教授主动，其中包括讨论他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书稿（与王宁合著），关于创办新经济学杂志的想法等。的确科斯从来没有用过科斯定理的说法，这个词是他的同事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造的，用来概括科斯关于理想条件下自由市场的交易能够最优解决所有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包括市场外部效应问题，如污染等。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如果能读懂科斯，对中国改革将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真正地读懂科斯，那么对中国的改革将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许成钢补充道当有中国学者称赞科斯对中国影响和贡献很大时，科斯微笑着反问，我有么？（Did I?）在另外的一个相似场合，他还说过，有没有我，中国都会发展。
他早期的论文，包括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到的诸多重要问题——产权和产权结构、科斯定理开始为中国的经济学人广为学习和研究。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历史上，从19世界末开始的迅速衰败。
许多主流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总是在辩论中追问对方、追问自己，如果科斯面对这个问题会怎样想。1991年，时年81岁的科斯因对经济组织产生原理的阐述，及推动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